日前，一张孩子在地铁里睡着的照片，让许多家长看得唏嘘不已。在这张照片里，一位穿着校服的小姑娘，背着书包、手里还拿着杯饮料，坐在地铁的地板上睡着了。

“我家孩子6点起床，中午基本不休息，晚上5点半到家，作业做到九十点，累。”

“我们孩子三年级，天天功课加起来9~12项，背默读写一样不差，眼睛已经近视了。”

“我家的孩子，放学接回家只有10分钟的车程，照样在车上睡着了。”

……

看到照片，很多家长感叹孩子上学太累，需要减负。减负从来不是一个新话题。从1955年教育部发出第一个减负文件后，几乎每隔几年，相关部门就会出台相应的减负政策。今年新学期伊始，上海、长沙、沈阳等地就相继发出“减负大礼包”。

“减负令”下，下课早了、作业少了，考试的方式也变了，可孩子、家长仍是喊“累”，甚至有家长表示负担更重、焦虑更甚。原因在哪？又该如何破解？《工人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孩子减负 ， 家长增负

陈忠明是辽宁沈阳一高校教师，他的儿子今年读五年级。

2016年底，沈阳教育局颁布“最严减负令”，要求教师不得不加选择地布置教辅材料上的作业，不得布置机械性、重复性、惩罚性作业，不得布置超越学生能力的作业，不得布置要求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代劳的作业，不得要求家长批改教师布置的作业。

这不是教育部门第一次颁布“减负令”。事实上，早在1955年，教育部就发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之后，几乎每隔几年，相关部门就会根据新形势出台相应减负政策。1964年、1978年、1988年、1994年、2000年、2004年、2010年……各种版本的“减负令”数不胜数。而在地方层面，各地多年来也陆续出台相关文件，对在校时间、课后作业、考试、补课、休息和锻炼时间等做了严格细致的规定。

陈忠明也能明显感觉到此次“减负令”的力度，“现在，已经没让家长批作业了，成绩也不发到班级群里了，孩子上学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了”。

可孩子看起来是减负了，新的烦恼也跟着来了。现在，孩子每天下午3时50分就放学，每周三因为老师业务学习，更是2时50分就放学了。“这个点，让家长怎么接？”陈忠明告诉记者，由于他是大学老师，时间相对还自由一些，儿子多数是他接送，但因为周三晚上有课，他也只能让托管班接孩子。而托管班的费用每月在600元以上，不仅昂贵，而且很多缺乏安全保障。

谁接孩子甚至引起了教育部长陈宝生的关注。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说：“基础教育阶段，放学之后，学生怎么办？我到教育部工作之后在基层做过调研，好多学生家长就讲这个事，这是件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非常揪心、非常挠头的事。”

对于这个问题，各地也进行了探索。2014年起，上海市公办小学普遍向家庭看护确有困难的学生提供课后免费看护服务；今年初，江苏省南京市下发通知，所有公办、民办小学实行“弹性离校”制度，为小学生免费提供延时照顾服务。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实行弹性放学时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或与家长建立谈判沟通机制适当收费等方式对参与课后服务的学校、单位和教师给予适当补助，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

不过，对于意见实施的效果，陈忠明认为还有待观察。

课内减压 ， 课外加压

“在校时间短了、作业少了，学校如何保证教学质量？”面对“减负令”，陈忠明还提出了自己的担忧，现在学校教材简单了许多，老师也教得简单，可竞争压力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家长们又不得不为孩子报各种辅导班。

据统计，2016年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辅导机构教师约700万至850万人。我国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约占全体在校学生总数的36.7%，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更是高达70%。

“现在校内减压、校外加压的现象还挺严重的。”北京市海淀区某高三班主任董老师告诉记者，减负让学生晚到校、早放学、少留作业、不补课，“一个学生在高三花十几万元补习，已经是一个基础数字了。”

董老师说，现在很多家长焦虑，觉得别人家孩子花钱补习，自己家孩子就不能落下，所以就无限制地给孩子报班，甚至觉得花够一定数额的钱，才能获得心理安慰。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家长盲目送孩子去上培训班，从孩子成长角度看，这当然不理性。可是，家长如果“理性”，不送孩子去培训班，等待他的可能就是幼升小、小升初、高考无法进入名校。为了孩子能进更好的学校，家长只能无奈牺牲孩子的休息时间。

熊丙奇认为，培训机构的疯狂，说到底，是满足畸形的补课需求，而畸形的补课需求，是义务教育资源不均衡催生出来的。学生减负的关键在于政府，应推进政府放权，包括配置教育资源的权力、主导考试招生的权力。只有以改革精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和中高考制度改革，才能有效治理减负难题，把学生从升学竞争、应试压力中解放出来。

然而，均衡教育资源非一日之功。相关专家表示，从目前的政策力度看，行政力量已经用到最大，单纯依靠政策来有效降低学生负担并不现实。在高速发展、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下，家长的焦虑并不奇怪，适度的负担也可以接受，但需要更加理性地看待学业负担与竞争压力。

现实是，孩子们依然不得不“负重前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研究”报告调查显示，“00后”在校时间和做家庭作业时间均超过“90后”，学习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重，睡眠不足现象也更严重。

和其他将孩子泡在辅导班和兴趣班的家长相比，陈忠明只给儿子报了个英语班，兴趣班也根据孩子的兴趣选修了国学和萨克斯。

“我没有小升初的压力，因为我们在一个比较好的初中学区，随划定的学区入学即可。”陈忠明说。本报记者 李丹青